明星企业家马云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6月5日，在宣布以12亿元人民币入股恒大足球的新闻发布会现场。考虑到足球俱乐部多半是不赚钱的生意，所以有人将马云此举解读为是向重视足球运动的高层示好。
仅仅三个月前，马云还曾大胆向监管者开炮。2014年3月23日，针对国有四大银行分别下调储户转向支付宝的资金额度事件，马云给出了明确回应。他在一篇文章中言辞激烈地指责四大银行使用“垄断和权力”来封杀支付宝，并质疑此举不公平、不合法，“举世未闻，匪夷所思”。
这篇文章在几小时后就被马云下令删除了，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四大银行的讽刺和调侃，一系列印着“大银行有病，支付宝有药”的海报在网上传播。
马云此举令人意外。作为阿里巴巴集团和阿里小微金融集团的缔造者，马云多年来一直谨慎对待与政府的关系，他很懂得迎合政府，这从阿里一直以来“解决1亿人就业”、“帮助中国经济转型”的口号中可以看出。马云甚至曾表态“如果国家需要，我会在1秒内把这个公司全部送给国家”，以此在“支付宝事件”中博取政府和公众的支持。
今年49岁的马云，应当是此刻中国最耀眼的商业人物之一，与马云在商业和战略上过人的天分相比，他在面对资本运作和政府关系时，会体现出复杂难懂和言行不一的一面。
相比于其他互联网企业家，马云起点最低，如今声名最盛，没有人比马云更能代表当代中国商业成功学。如今阿里巴巴集团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(SEC)提交了IPO(首次公开招股)招股说明书，预计这将是一家市值在1300亿美元以上的全球最大电商综合体。
马云引人注目且引发争议的故事远不止于此，三年前的支付宝事件爆发之后，他背负着道德争议和诚信问题，去年在《南华早报》上发表政治言论，与港交所博弈合伙人制度，今年在金融问题上保持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，都让公众慢慢看到了另一个马云，一个强控制欲、好斗、藐视一般商业规则、在政商夹缝中长袖善舞的商人。
昔日处于商业神坛之上的马云，今日越来越陷入到了夹缝之中。
走下神坛
2011年6月，支付宝事件爆发。
这源于马云将支付宝的所有权转让给他控股的另一家中国内资公司，而阿里巴巴集团的大股东雅虎(36.94, 0.16, 0.44%)表示，马云并没有事先征得股东们同意。
国内外多数主流媒体在这次事件中评论马云是一个不守诚信、缺乏契约精神的人。此举也让本就风雨飘摇的中国概念股在国际资本市场受到牵连，至今仍未完全复苏。
在公众面前，那时的马云扮演了一个夹在政府管制和外资欺凌中的无奈角色。马云一直强调，支付宝股权转让是因为“央行明确规定，外资不能协议控制，必须上报。如果还坚持协议控制，就是知法犯法”。所以，基于对形势的判断，他决定终止协议控制，停止合并报表。结果是，马云不仅以此拿到了政府颁布的第一块支付牌照，同时，开始构建阿里小微金融集团之路。
有人评论，支付宝事件中的政府同样扮演了沉默的配角，成为了马云用来平衡利益和获得公众同情的工具。
马云曾说，阿里巴巴坚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谈恋爱，但不结婚。不管阿里巴巴发展多快，绝不与政府做生意。
支付宝事件后，马云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日益微妙。一方面，他与国有资本越走越近，并在2012年接受了中投公司、博裕资本及国家开发银行的入股;马云还多次向政府部门示好，曾坚持按月将支付宝资金状况的报告上交给央行浙江分行。他甚至保证说，为了国家未来，阿里坚决不做游戏业务。2013年，马云接连被前后三任国务院主要领导接见。
另一方面，马云在金融业不断试探政府底线，并多次试图通过舆论向政府表态。其在余额宝推出之后接受了《人民日报》的采访，毫不客气地批评说：“靠今天这样的机制，我不相信能够支撑30年后中国所需要的金融体系。”
这种反复和两面性，同样体现在他面对股东时，以及与港交所的博弈中。
马云不断强调“客户第一，员工第二，股东第三”，暗示“来了又跑”的股东注定无法给公司创造价值。在谋求上市之际，他对一家内地媒体表示：“这世界上的钱有的是，我不相信找不到相信我们想法的钱。”
在与股东雅虎长达九年控制权之争过程中，作为一名公司CEO，马云关心个人控制力要胜于为股东创造财富。其对控制权的追求直接造成了阿里一度面临何处上市的困局。
马云充分明白香港证券市场对其的渴望，他一方面利用媒体向港交所施压，另一方面创造了一套合伙人制度希望让港交所接受。“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比制度(程序)还要重要，但马云希望两全其美。”一位投资人说。自始至终，这名商业领袖都有着一套“马云式”的解决方法，世人看穿却无可奈何。
风波之下，2013年5月10日马云选择了退休。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战略部署，也让公众接触到了另一个马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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